都市養蜂的定位:農藥、知識與環境

文/郭育安、周致廷

當然,城市養蜂的初衷還是回到Blog1所提的:全球蜜蜂大量消失、蜂蜜的品質把關,以及實踐都市綠化的想像。面對高門檻的都市養蜂如Blog2所提的,穩定蜜源是都市養蜂的先決條件(王庭碩,2015;潘子祈,2016;訪談筆記,2017),如咸豐草(鬼針草)、彩鐘花(風鈴花)、扶桑花(朱槿)、白千層與台灣欒樹等,所營造的「城市花園」若只要求培植蜜源植物其實還不夠,還足夠的授粉昆蟲參與其中,於是Bee團隊有了建造「獨居蜂旅館」的計畫。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獨居蜂

獨居蜂旅館(Bee Hotel)將焦點轉移到我們平常不太注意到的蜂種:獨居蜂(solitary bees)。獨居蜂並不會產蜜,獨來獨往地沒有群居的社會性,不具攻擊習性,所以面對威脅的反應就是逃跑,不像蜜蜂會螫人,因此我們平常不太容易見到。

然而,在蜂的種類與數量中有高達九成是獨居蜂,不同於蜜蜂的後腳有儲存花粉的功能,獨居蜂全身都是絨毛,覓食時全身都會沾到花粉,沒有辦法很有效地把花粉黏在腳上,因此不會儲存花蜜,也就是為何獨居蜂數量多於蜜蜂卻少為人知。獨居蜂的體型較小,能觸及小型花朵,也會訪單獨的花,飛行範圍比蜜蜂更為寬闊,身上掉落的花粉四處散佈,授粉能力比蜜蜂更強,這種現象被專家稱為「pollen shower」。

我們(bee團隊)現在做的計劃是獨居蜂旅館,牠有點像是界在城市綠化、種花跟都市養蜂之間,因為獨居蜂安全、容易觀察,另外牠對授粉也很有幫助,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像教育推廣的性質,然後另外就是獨居蜂旅館非常的好上手,牠就是要有個空間,一定的高度,你把旅館架起來牠自己就會來。

獨居蜂旅館與養蜜蜂的目的並不相同。養蜜蜂主要是生產食物用途的蜂蜜,而架設獨居蜂旅館並非實際養蜂,只是提供獨居蜂住所,增加授粉效率更好的昆蟲數量,若獨居蜂繁殖的越多,就代表城市的花園越多。

其實許多其他的蜂類都是重要的授粉昆蟲,而牠們的居住方式跟蜜蜂大不相同。在概念上,都市裡本來就有蜂群的存在,Bee團隊意在使大眾更加理解不同的蜂群,與其對都市環境的重要性。該團隊透過教育推廣,將科學專家知識常民化,拉近城市與自然的距離。

蜂箱之外:養蜂的環境治理

蜜蜂對於蜜源植物的喜好是靠視覺來決定的,白色是牠們最喜歡的顏色,而所要採的蜜源植物本身也不能太小,這樣不利於蜜蜂採蜜。因此,符合上述條件又易於栽種的大花咸豐草,便成為蜜蜂採蜜的首選。然而,大花咸豐草同時也是個強勢的外來種,春風吹又生的特性擠壓了在地植物的生存空間,因此使都市養蜂就蜜源植物的選擇上增添了一絲外來種與本地種互相競爭的詭譎氣氛。

不過,都市養蜂更重要的前提,是蜂箱半徑十公里內的環境治理。除非養蜂人本身擁有一大塊土地,能夠在裏頭種植足夠的單一種植物,不然養蜂人無法控制蜂群的走向,自然也無法規定蜜蜂只能乖乖拜訪自家花園裡種的蜜源植物。就此而言,需要掌握是:在半徑十公里之內有一定量的蜜源植物,而這種距離的環境治理並不是單一個人能夠控制的,如此廣袤的區域需要更多公權力的參與,進而踏入了都市設計的範疇,也無怪乎為何會有研究報告去聯想都市設計與養蜂之間的關係(翁若婷,2016)。

全球蜜蜂大量減少:台灣脈絡的農藥困境

都市養蜂的定位之一.在於減少鄉村中農藥對蜂群的威脅。全世界蜜蜂正在減少,原因包括全球氣候變遷、蜂群集體染病、受寄生蟲危害、或農藥中毒等多重因素,而台灣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1.台灣的蜂農與果農

台灣蜂農的生產方式可分為定地養蜂與遷移養蜂。定地養蜂的蜂農會在固定的地點讓蜜蜂去尋找蜜源植物,其蜜源植物的來源比較多樣,產出的蜂蜜多半稱為百花蜜。在定地的狀況下,即使在自己的果園內沒有噴灑農藥,也可能隨著風從別處飄來感染蜜源植物,因此農藥的影響多半有著不可預測的風險。那遷移養蜂呢?指的是蜂農與特定的果農合作,如從北部載著一箱箱的蜜蜂到南部的荔枝園或龍眼園,開箱讓蜜蜂在當地採蜜,以生產出有獨特風味的荔枝蜜或龍眼蜜。同時,蜜蜂也是荔枝和龍眼樹重要的授粉昆蟲,蜂農與果農互相幫助。在這個情況下,蜂農為了自己蜂蜜的品質,就會要求果農不要噴灑農藥,但果農同時也需兼顧害蟲對果實的折損率,整個過程還是考驗著雙方的協調與信任。

2.「安全的」新農藥誕生

普遍使用農藥是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Omkar,2017),特別是單一作物耕種與產業化的農業。1990年代之前,有機磷系、氨基甲酸鹽類、除蟲菊精類等三大類型農藥曾長期獨佔八成的農藥市場,後來發現害蟲體內產生抗藥性,這些農藥的效果漸漸弱化。因此,新菸鹼類農藥(Neonicotinoid pesticides)(與尼古丁相關的神經活性的殺蟲劑總稱)等新農藥便由此誕生。農藥廠商宣稱此款農藥的毒性大幅降低、只殺害蟲不危害人體健康,且少量使用即能持續發揮效果,被認定為安全、安心,於是1990年代後快速壟斷市場(上下游,2016)。

農藥困境(1):保護了荔枝,保護不了替荔枝授粉的蜜蜂

好景不常,近年來專家發現新菸鹼類農藥,未達到致死量的濃度即可破壞蜜蜂的健康、嗅覺學習、覓食能力,甚至蜜蜂的腦袋,連鎖影響到蜜蜂的授粉功能(Morelle,2013;每日頭條,2015)。除了降低蜜蜂生存能力、養蜂業的蜂蜜產量,也影響許多授粉植物與作物的繁殖,包括龍眼、荔枝、西瓜、香瓜、柳橙、文旦、蓮霧、楊桃、番石榴、玉米等及各式各樣的植物瓜果,將對台灣本土農牧業造成偌大的衝擊(孔德廉,2017)。

以荔枝樹為例,為解決荔枝椿象氾濫的問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開放了20多種農藥供農民選擇,包含益達胺、可尼丁等類尼古丁農藥,和陶斯松、丁基加保扶、賽洛寧等殺蟲劑(孔德廉,2017),尤其益達胺(imidacloprid)是蜜蜂的超級剋星,能「編碼(coding)」在植物的種子上面,毒性會滲透到該作物的葉片、莖、花等所有部位(上下游,2016),整株植物受到影響,蜜蜂採蜜時便會出問題,不僅影響到蜜蜂的感官,甚至死亡,也會影響蜂蜜的品質,使生產荔枝蜜的蜂農大受其害。果農為保護荔枝的收成,用農藥殺死椿象,保護了荔枝,卻保護不了蜜蜂。另外一種情況,即使荔枝樹或龍眼樹不使用這類殺蟲劑,也無法保證蜂農能夠幸免,因為只要鄰近區有人使用農藥,對環境敏感的蜜蜂多少會受到影響。

農藥困境(2):專家與專家之間的共識、專家與常民知識的傳遞

農藥的問題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蜂農生產蜂蜜的方式與地點,決定了蜜蜂是否會接觸到農藥,也影響到了防範農藥的方向,到底是跟合作的果農協調,還是勸說田園附近的農民少噴點農藥,這還是一小環節而已。其實關於蜜蜂與農藥,國內外已經有非常多的研究,包括益達胺在內的系統性農藥,但台灣對此尚未出現嚴格的管制。

這關係到專家、農民、政府單位,甚至與藥商之間的利益考量。如對於益達胺的農藥施用,學者、防檢局與農藥商之間如何達成共識,如何將科學語言轉譯成老嫗能解的語言,將農藥管理與農藥的施用方法告知農民,讓農民清楚理解農藥與生態的慣系,並轉化為日常實作,成為農藥困境最難解之處。

沒有農藥的危害,也沒有量產的蜂蜜:都市養蜂的定位

比起鄉村,一個都市養蜂人所能經營的蜂箱並不多,主要也是基於都市少有大片廉價空地得以使用,多半選擇自家的屋頂。而蜂農為了不讓鄰居太過驚慌,常會將蜂箱隱蔽起來,同時也限制了規模與蜂蜜產量。總體而言,都市養蜂所生產的蜂蜜並不大量,和鄉村蜂農所大量生產的蜂蜜實際上沒有顯著的競爭關係,養蜂的定位與功能也不太一樣。

在北部都市養蜂的環境成本高,如物理性(空間小且零碎)、自然性(蜜源植物的多寡)、與社會性(民眾對養蜂的刻板印象)等,加上都市養蜂人多半不像鄉村養蜂人擁有長年累積的技術與經驗,雖然都市每年都會產出蜂蜜,但蜜量都起起伏伏的,不穩定的產量限制了都市蜂農的產銷管道,因此多半都拿來自用或是簡單的預訂。鄉村養蜂主要在於量產經濟用途的蜂蜜,另一方面,都市養蜂志不在於生產蜂蜜,而是增加蜜蜂與植物的數量,達到促進都市綠化的效果,以及緩解密蜂受到農藥而大量死亡的現象。

結論:控制環境才能控制蜂

從農藥傷害到蜜蜂的觀點來看,城市養蜂反而是對鄉村環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的生態修補機制,在都市創造友善蜜蜂的棲地來補償受農藥干擾的鄉村環境。對於農藥施量管制,如曾被視為靈藥如今已被多國禁用的DDT,到今日的新菸鹼類農藥等,總是以人類中心為標準,忽略了在同條食物鏈上其他生物承受農藥的能力,而破壞生態系的平衡。廣義來說,我們認為控制這個「環境」,其實就是人與蜜蜂的關係。都市-自然,人-動物的互動關係是如何從二元分離的傳統觀,到一般大眾如何藉由都市養蜂的生態功能與食品安全,來認同都市-自然、人-動物是有互利共存的可能性,以及這個可能性是如何就在日常生活中產生、成立與維持?

不論是考量到都市有無適合蜂場的空間、足夠的蜜源植株、可行的採蜜路徑,避開高樓之間迎來的強風,還須兼顧鄰居的心理調適,尤其是仍處在「蜜蜂會螫人好可怕、不諒解為何要在都市養」的民眾,替蜜蜂「除罪化」的社會成本,也加高了養蜂選址設場的門檻。城市養蜂是否有顯卓的成效,與化解市民對蜜蜂的誤會有重要關係,待市民瞭解了、接受了,才會有意識地一同打造對蜜蜂友善的「城市花園」,提供蜜蜂充足的食物才得以生存在都市之中,因為有效的城市養蜂,需要超越個人尺度的支持。

超越個人尺度的養蜂活動,除了基本的養蜂周邊器材與營運成本,還包括如何說服市區民眾、如何在合適地點取得養蜂許可、如何在蜂箱十公里內栽種穩定的蜜源植物、如何得知養蜂知識與技術、專家與專家之間、專家與常民之間知識如何轉譯與傳遞,以及最根本養蜂人的收入問題,涉及了蜂農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並以此為多重條件,推升至能控制環境,才能控制蜂的境界。最後,我們認為全球都市養蜂的興起,某程度其實是將鄉村的農藥困境,轉換成了都市綠化的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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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缺水嗎?

文/趙于萱、鄭詠綺

先天不足?

水作為人類發展的基礎,對於國家而言必須確保其供給,水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對於人們而言,充足、乾淨且能夠取得(例如價格在可負擔的範圍內)的水是必須的。水對於臺灣人而言可說十分珍貴,關乎整體社會福祉,許多人將它定調為僅能由政府提供的資源,雖然在部分國家水資源的交易是自由的,多數國家仍認為水不該私有化,而需由國家提供管制。

臺灣在用水方面不乏討論,主要環繞在如何解決缺水問題上,洪枯不定、先天不良的自然條件加上已經飽和的水庫,使得缺水的解方從開源逐漸轉向分配。在上一篇我們曾提到過去政策的轉變,在硬體的改善上一貫地保持關注,但隨著時代推演,水利政策逐漸開始重視分配。近兩任總統皆提到對水資源分配的重視,顯然一味歸責於先天不良的缺水敘事已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教科書中屢屢強調的自然條件也無法全盤解釋造成當今缺水表象的一連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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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本對於臺灣缺水現狀成因側重於自然條件。(龍騰版高中選修地理課本第五冊)

然而反思臺灣的缺水問題,即便自然上的先天限制造成一部份缺水原因,筆者認為更大程度肇因於人為的缺失。以大半國土為沙漠氣候的以色列為例,他們同樣面臨自然條件上水資源不足,但也因為這樣,以色列政府將水資源管理問題放置在最重要的國安議題位階上,強化水資源利用管理。透過水資源配額的模式迫使農民量入為出,調配耕作型態與數量,使農民的用水維持在配額之內,更透過廢水的管理與再利用,使水資源相對而言不虞匱乏。反觀臺灣在先天條件上來得更加優勢,卻時常忽視水資源管控分配的重要性,制度面上水資源分配不均、水的去向不明;管理層面上則時見水質受到汙染、管線老舊漏水,諸種問題皆是在討論興建水庫之前,更應該嚴肅面對的。

承接上二篇文章,在臺灣的缺水敘事上往往忽略了許多制度面、思維面的關鍵因素,而導致討論側重於自然條件,卻在易於著力且亟需改善的人為因素上未多加著墨。以下提出這些論述的缺漏,並試圖找出合宜的解方。

用水分配思維

臺灣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製造者角色,工業的發展從1960年代以來就一直主導臺灣總體GDP的成長。我們在上一篇曾經討論順著此產業發展的脈絡,開始有農水工用的安排,而農業用水不足問題則以休耕因應。工業區用水的需求是國家欲解決的一大問題,除了農、工部門用水移轉,尚有越域引水、興建水庫等因應方式。除了直接對農業部門產生衝擊的農水工用外,其他的因應方式也產生對於農業一定程度的影響。

舉例而言,政府為了因應彰濱工業區的用水需求,興建集集攔河堰攔截水源,但也導致濁水溪下游鄉鎮河床乾枯,必須透過掘井取水,進一步造成地層下陷,因而海水入侵,產生土壤鹽化,最終土地退化而不適耕種。在高屏大湖的爭議中也能看出水源的開發影響當地農業發展,為發電、觀光開闢水源,勢必擠壓農耕用水,並且在生態環境上間接衝擊當地毛豆產業(又或直接將良田劃為大湖的預定區域)。

眾多水利設施興建案因應工業與其他部門用水需求高漲而生,卻不見對受到直接衝擊的農業部門用水有足夠的補足措施,亦未妥善評估對於農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雖水利法明文規定水資源的分配順序為民生、農業、工業,然而卻可發現在水資源缺乏的現況裡,因在水權分配上農業先於工業,導致農業用水在表面上佔大多數,成為批判農業用水壓縮其他用水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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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簡報強調用水並未合理分配。
(經濟部水利署簡報,http://140.124.61.21/2007/10/961018_01.pdf)

「用水分配不均」的論述表面看似合理,但這樣的數據並不能完全代表實際的用水分配情形,在未能實際追蹤登記水權的使用情形下,所有分配的敘事都只是空談。或許我們應該先建立一個完整的追蹤機制,評估產業狀況並重新規劃分配,讓水的流向更加明確。

事實上,就圖中呈現的比例而言,臺灣的農業用水比例相較於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確高上許多,就上文所提到的以色列案例,似乎也可以理解在用水分配背後的思維脈絡,量入為出相較於為了超量的用水積極開闢水源或許也是個更好的解方。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產業背後的複雜議題,在臺灣發展脈絡中農業與工業的消長、農業型態的差異與糧食安全的考量皆是用水分配背後連動的子議題,即便他國的數據有參考價值,卻不能忽略臺灣自身的獨特性,思量怎樣的產業結構更適合臺灣,進而擬定用水的規劃與分配。

 水權交易機制

水資源能夠交易嗎?應該被拿來交易嗎?這似乎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對於許多人而言,水資源作為人生活的根基不應該放在自由市場交易下,以臺灣現行的制度觀察,也似乎更靠近水資源為公共財的論述。
其實若用水分配得當,水權的交易機制可有可無,但畢竟這樣的完美狀態不可能存在。如果緊抓著水不該拿來交易的論述不放,而不建立一套完整的機制,是無法解決水資源流向的黑數的。不妨換個角度視之:水資源的交易必然存在,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完善這套交易機制,建立良好的、對等的補償關係,並且讓水權交易不再成為檯面下的事。

事實上,現行交易機制下產生的問題大多並非導因於交易本身,而是交易程序,包含休耕補助對象、利益分配與受影響的人是否在事前知情並同意等等。那麼,繼續讓這樣的交易存在在檯面下,不如直接建立管道,使得在符合程序正義的情況下水權能夠交易。

結論

這一連串文章似乎無法為臺灣的水資源分配提出結論,到底應該分配給農業、工業多少水,怎樣的交易機制才足夠完善,都是我們所無法解答的。我們的工作僅是分析臺灣水資源使用背後隱含的議題,並且試圖針對現下盛行的某些用水論述一一討論。當然,這樣簡短的篇幅中我們能夠討論的議題非常有限,就像我們在農業用水時討論的糧食安全背後還涉及許多農業政策補貼分配的問題,並非單純多少水對應多高的糧食自給率,甚至糧食自給率也不能完全代表糧食安全,僅為其中的一個樣態。

我們的目的在於提供讀者另一個觀點看待水資源,正如同我們在前二篇文章中一再強調,水資源的論述長期停留在自然限制,卻忽略人為政策的重要性,對於背後隱含的權力結構也未妥善討論。在水資源的分配背後,涉及許多平常不多加討論的權力結構,包含:論述的思維邏輯為何?誰有權詮釋?怎麼分配?為什麼這麼分配?誰有權決定水資源如何分配?

再度檢視臺灣的問題,就會發現不僅僅是坡陡流急、洪枯不定這麼簡單,還包含許多制度面、政策面上的缺失。若問「臺灣是否缺水」,實在無法輕易解答,這涉及到我們如何看待「缺水」、涉及誰來定義「缺水」。本文無法為這個問題解答,但可以提供另一個思考途徑,希望讀者在未來看見缺水的論述時,能夠認真看待水資源背後的分配邏輯與權力關係,並再次思考:「臺灣真的缺水嗎?」

美國牛,狂什麼?

文/練聿修、陳思安

美國牛,安全嗎?在和牛肉相關的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中,一直以來存在著三個最主要的議題:出血性大腸桿菌、瘦肉精與狂牛症。這次,我們聚焦討論『狂牛症』和美牛進口之間的問題,狂牛症到底有多可怕?在了解美國牛進口台灣的脈絡後,這篇我們試著從動物與疾病科學論述中,來重新理解狂牛症爭議;究竟不同學科的專家是如何呈現並定義狂牛症的相關風險,進而導致政府制定相對應的管制規範。

起源

要徹底了解狂牛症到底是什麼,首先我們先來關心一下他出現的歷史,狂牛症也稱為「牛海腦棉種病變」(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這種疾病最早的起源,發生在1970年代的英國,當時英國為了改良羊的品質,讓它們與自己的後代近親繁殖,產生了肉質鮮美、體格強壯、長的又快的羊隻,但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在經過繁殖後羊隻開始出現異狀,他們會開始用一種怪姿勢快步行走,且經常會絆倒,此外還不停的用身體摩擦樹幹,導致羊毛局部性掉落,並出現孤僻、焦慮等情緒反應,而當時的人,將這樣的羊群疾病,命名為羊搔症(scrapie),那時大量的羊隻因「羊搔症」而死亡,這樣的情況雖然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但由於相關的研究資料甚少,而畜牧業者也不願意承受羊隻死亡的龐大損失,故將病死羊撲殺後,取出其內臟、骨頭脫水、乾燥磨細後製成「骨肉粉」(bone meal),混合榖類製成飼料,餵食原本是草食性的牛隻,成為牛隻補充蛋白質的來源,如此一來,不但促進牛肉的成長也增加了乳牛乳汁的蛋白質含量,但同時病羊體內的病原,也因此跨物種的進入牛隻中,使牛發病而發展成我們現在常聽到的「狂牛症」。

普里昂變性蛋白(Prion)

在了解狂牛症的發生起因後,我們要來認識,到底是什麼樣厲害的病源,能夠從羊身上轉移到牛群,甚至,能從牛群感染到人?目前研究顯示,有關牛隻發狂或是羊群搔癢等症狀,都和一種名為「普里昂變性蛋白」(Prion)的感染性蛋白粒子有關。1982 年美國學者 Stanely Prusiner 發現,一些正常腦組織內的蛋白在不明原因下變性後出現不正常折疊,他將這種蛋白稱為普里昂變性蛋白,這種蛋白本身不具有DNA、RNA這兩種基本遺傳物質,卻仍能在宿主體內複製、傳散開來,並會鎖定神經細胞攻擊,他和未變性前的蛋白性質最大的不同是,各種消化酵素、紫外線對它都沒轍,一般高溫煮熟也不會將其破壞,由於此種變性蛋白的傳播不只限於同種哺乳類,還可以像上述的羊傳牛一般跨種感染,因此透過普里昂變異蛋白所產生的疾病,也統稱為「傳染性海綿樣腦病變」,發生在不同生物身上,分別有幾種不同的名字,在人身上主要是「庫賈氏症」及「克魯症」,在羊為「羊搔症」,在牛為「狂牛症」,在貂為「傳染性貂腦症」。受到感染的動物及人,所表現出的主要特徵是腦組織腦部組織出現海綿狀似的空泡,看起來就像是海綿一樣,症狀包括神經症狀、抽搐、痴呆、平衡和協調功能障礙,以及行為或人格改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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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後的普里昂蛋白會形成不正常折疊,並對其他正常蛋白造成影響
(圖片來源:http://lungtp.com/biochem/c_bceec.html )

 

當人遇到『普里昂變異蛋白』

由上述可知,正常的普里昂蛋白其實存在於所有的哺乳類中,也因此他在變性之後,對人類所造成的疾病,其實也不單只有一種,人類的傳播性海綿狀腦病主要分為三類:1. 典型庫賈氏症,這當中又依其傳染方式不同分為散發型(sporadic CJD)、遺傳型(inherited CJD or familial CJD,fCJD)和醫源型(iatrogenic CJD,iCJD)三種2. 克魯病(kuru)3. 新變種庫賈氏症(new variant CJD,nvCJD/ vCJD)。早在1920年就有兩位德國醫生H. G. Creutzfeldt 和A. Jacob發現了一種不同於阿茲海默症的失智症,兩人依照其姓命名為『庫賈氏症』,臨床症狀有記憶喪失、記憶混淆、人格改變、幻覺、慢性痴呆、運動神經失調等,而病患的腦組織切片通常會有海綿樣的空洞,而此種庫賈氏症好發的年齡多半介在50歲與 75歲間,直到1983年,才發現是普里昂變異蛋白所引起的;而同一時期,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部Okapa附近山區部落傳出有奇怪的疾病,當地人稱之為「克魯(kuru)」,當地土語的意思是「嚇得發抖」,通常病患會在病發後3至9個月後死亡,此外,由於患者多數是孩童及婦女,因此當地人都認為是敵對的部落巫師施行巫術的結果,在部落間常互相施行報復。直到1957年加德賽克醫師由澳洲飛回美國時,在新幾內亞停留時的期間,發現當地有食人的習俗,當地人透過食人,來表達對死者的尊敬與懷念,而孩童及婦女正是負責處理屍體的人,加上當地的生活很原始,可能因為在處理屍體的過程中有接觸到自己身體上蚊蟲叮咬後的傷口,且他們分食到的部位多為腦或內臟所致。而最常和狂牛症連結在一起的,則是最後的新變種庫賈氏症,此種類型患者,常被描述為睡一覺後隔天就變了一個人似的,一開始先呈現嚴重的憂鬱症或是少數有類似精神分裂症狀,同時出現感官異常(嗅、視、聽覺),經過數週至數月後,則會表現肌肉的不協調、步伐不穩、意識混淆及腦波異常等,和典型的庫賈氏症相比,vCJD的病程較長,約14個月,意即多數病人發病後14個月死亡(典型的CJD患者病程約6個月),而且其好發的年齡也較典型CJD年輕,主要患者介於12至52歲(平均為29歲),除此之外,屍體解剖後可以發現腦組織產生的變化,包括海綿狀的病變(spongiform change)、不正常的prion蛋白斑(florid plaque)及和典型庫賈氏症最不同的現象-prion蛋白聚積於腦組織。

人的狂牛病?新型庫賈氏症v.s. 狂牛症

而這些病患得到新變種庫賈氏症,之所以被懷疑可能因食用患牛及其遭污染的產製品所引發,主要的原因有幾個,第一,由於英國當時爆發狂牛症的時間和發現第一例新型庫賈氏症患者的發生時間與地點的吻合,第二,科學家透過猴子接種牛海綿狀腦病的病材後,其神經病理變化與新變種庫賈氏病相似,第三,科學家將牛海綿狀腦病與新變種庫賈氏病兩者的病材接種於小白鼠身上,發現病原在腦部的分布極為類似;再加上普里昂變性蛋白有前例可跨越物種限制進行傳染,但是,礙於他始終無法在人體進行實驗,因此仍苦無直接證據,可以直接證明狂牛症和新型庫賈氏症間的關係,透過發病案例,科學家充其量只能說,新型庫賈氏症患者腦部組織的變性普恩蛋白,跟狂牛症病牛找到的變性普恩蛋白「很像」,或是病患幾乎全都在英國生活過一段時間。這樣的科學不確定性,也是為什麼,在2012年,美國牛肉生產達到新的高峰,馬英九政府提出「三管五卡、牛豬分離」等政策處理相關健康風險,規範美國牛進口時,出現了兩派對立的局面,不同的支持者,透過不同資訊的截取和傳播,創造出支持自身立場,當時的新聞或是政論節目中,時常出現相關的重點整理,但事實上,當中所呈現的數據,可能並不只有目前和狂牛症最有關係的新型庫賈氏症而已,許多人將上述不同形式的庫賈氏症全部混為一談,試圖強調兩者的關聯性和事發的嚴重性,但是,卻也變相地造成更多的恐慌和錯誤的認知,這也就是我們希望透過撰寫有關美牛議題的三部曲,試圖提醒所有讀者,與我們切身相關的食物議題,或許很多時候他之所以成為爭議的一部分,是因為這個議題所討論的範疇,早已超出食物本身,而是涉及了政府、國家和也是十分複雜的。透過第二篇文章從醫療學科的實驗資料中的相關證據整理,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牛肉狂牛症和庫賈氏症的關係中,尚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也將從不同立場的論述出發,了解不同權力關係的角色之間,如何透過利用這些不確定性,創造台灣社會在台美農業貿易、國內政黨政治與畜農保護的食品安全與健康相關論述。

 

參考資料

  • 『我兒得了狂牛症!前成大教授吳慶年傷心憶子』,今日新聞,2010/12/10
  • 『庫賈氏病通報數增 衛署駁與美牛有關』,TVBS新聞,201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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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臺灣神經學學會庫賈氏病工作小組. (2008). 庫賈氏病及其他人類傳播性海綿樣腦症感染控制與病例通報指引手冊2.

美國牛,牛狂?人狂?

文/練聿修、陳思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回顧了美國牛、狂牛症、普利昂蛋白與庫賈氏症風險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剪不清、理還亂的,不只是歐美的知識生產和管理體系,當這把火燒向東亞時,台灣同樣身陷其中。自從2003年美國發生狂牛症疫情後,開不開放、怎麼開放美國牛進口,每隔幾年都會讓各屆政府焦頭爛額。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將會試圖呈現台灣過度政治化的面對美國牛、狂牛症、普利昂蛋白的科學爭議,從而生產出過度政治化的庫賈氏症風險辯論。我們首先將重溫2009年美國牛肉進口爭議的始末,然後依序回顧本議題的兩個主要科學爭議:牛齡與庫賈氏症感染的風險,如何被台灣的政府、國會反對者、學界、民間團體援引、陳述;以及2009年這一系列的爭議,如何以政治─此處指的是狹義的政黨與選舉政治─手段落幕。

始末:兩個焦頭爛額的新總統

自從20世紀中後期,美國在東亞的幾個冷戰盟邦經濟起飛之後,美國畜牧業便不遺餘力推銷他們的畜產品。其中,牛隻畜牧傳統較為薄弱、但消費力成長迅速的台灣和南韓,即成為美國牛肉新興市場。特別是當台灣和南韓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情形下,開放美國畜產進口就經常成為貿易談判桌上與貿易協定、軍售等議題並陳的要求。

當美國於2003年爆發狂牛症疫情之後,這些原本就錯綜複雜的貿易協商,從此更進一步添入健康、科學與國族立場的爭議。根據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規定,列為狂牛症疫區之後,其他國家得以禁止該國之牛、羊進口七年[1]。但是在美方遊說勢力影響下,2003年到2006年間,台、日、韓等國對於美國牛進口管制仍然時禁時開。

2007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重新評估既有疫區分類框架,台灣從非疫區被「降格」為風險可控制國家,而非風險可忽略國家。國內狂牛症研究權威陳順勝認為,遭到降格係因為台灣於2006年重新開放美國牛肉進口[2]。2008年,美方開始加壓針對東亞各國進一步開放牛肉市場;此前台、韓等國均只開放成本較高的去骨牛肉進口。擴大開放美國牛進口所引起的爭議和反彈,讓甫上任的南韓總統李明博成為南韓史上民意下跌最快的總統。一年後,擴大開放美國牛進口的危機,也讓新上任的台灣總統馬英九陷入危局。

爭議一:30月齡以下的牛隻

從談判之初,台灣政府對外的立場就是「不能比南韓差」。稍早南韓與美國的協議是牛齡30月以下、特殊危險部位[3]以及牛眼、牛腦、牛骨與牛髓以外的美國牛肉進口[4]。其中牛齡部分的限制為追加協議,原版中是「技術性」不進口30月以上牛隻。而台灣方面的立場,則是希望明文限定為30月以下、排除特殊危險部位以及牛眼、牛腦、牛骨與牛髓等部位。

消息在2009年六月底傳出後,旋即引起各方反彈。主要反對黨民進黨的國會立委要求,至少應該把持住30月齡以上不得進口的門檻[5]。消基會採取更激進的立場,認為只要有一絲狂牛症的危險,就不能讓美國牛進口─換言之即完全反對開放。這之中的第一個模糊是,究竟牛齡與狂牛症風險的關係為何,在台灣始終沒有被完整的呈現。

在我們前面的文章提到過,狂牛症對人類的威脅在於可能導致主要存於牛隻神經細胞中的變性普利昂蛋白感染人體,也就是所謂新型庫賈氏症。30月齡之所以成為各國採用的規範標準,係因目前針對牛隻變性普利昂蛋白的研究、以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之規定與病例中,幾乎只有在的特殊風險部位測得變性普利昂蛋白,包含扁桃腺體、迴腸末端,以及30月齡以上牛隻之腦、眼、脊髓神經、頭骨、脊髓。但是根據反對方的說法,30月齡以下牛隻之並非不含風險,而是目前無法測得;日本也已經發現23月齡的狂牛症發病牛隻[6]

爭議二:何謂風險?

另一系列沒有完整對話的模糊之處,是假設若有變性普利昂蛋白的情況下,對台灣帶來的殘留與感染風險。首先變性普利昂蛋白的環境殘留時間。變性普利昂蛋白最著名的特徵之一,就是無法透過一般的高溫殺死。在諸多反對立場中,當時的消基會秘書吳家誠強調,變性普利昂蛋白「無法被高溫殺死,即使變成灰燼仍有破壞力,一旦進入台灣土壤進入食物鏈,台灣將不再是淨土」。關於變性普利昂蛋白的環境殘留問題,政府、美方等傾向或支持開放的行動者從未正面回應。實際上,關於學界對於普利昂蛋白是否會殘留於環境、土壤仍未有定論。根據Saunders等人(2008)的回顧,諸多研究均指出普利昂蛋白以廢水、汙泥的形式進入環境後,確實可以在嗜溫厭氧的環境下存活並保持感染性,但是進入環境也意謂了普利昂蛋白將會被高度稀釋[7]。至於高度稀釋後的普利昂蛋白,是否還足以導致動物發病?截至目前為止的病例中,並沒有發現環境殘留致病的情形。

另一個在台灣沒有被釐清的感染風險,則是變性普利昂蛋白從牛隻感染人類的可能性。根據國內學者呂建榮與陳順勝(2004)對普利昂蛋白研究權威Prusiner 一系列研究的回顧,致病的變性普利昂蛋白確實存在物種障礙。Prusiner透過齧齒類實驗發現,變性普利昂蛋白增生時,會傾向選擇較相似的普利昂蛋白作用。牛、羊的普利昂蛋白只有七個胺基酸不同,人、牛間則有30處胺基酸的差異,讓普利昂蛋白跨物種傳染的可能性大為減低[8]。實際上,目前也沒有直接證據能說明食用牛肉的變性普利昂蛋白可以感染人類,直接導致新型庫賈氏症,而是「新型庫賈氏病與牛海綿樣腦症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即俗稱狂牛症)有高度相關」[9]

美牛三

美國去骨牛肉進口量 / 除了在發生爭議的2004、2009、2014年,美國去骨牛肉進口仍然逐年增長(筆者製)

美牛四

美國帶骨牛肉進口量 / 爭議核心之一的帶骨牛肉,進口量滿而沒有太大影響。兩表相比之下,顯見,顯見當時的食安爭議對台灣肉品消費並沒有太大影響。(筆者製)

爭議三:過度政治化的解方

上述位被釐清的科學爭議─牛齡、殘留風險、感染風險─幾乎沒有被納入台灣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儘管各方[10]都曾呼籲納入更多科學討論。我們認為,2009年前後的擴大美國牛開放之爭議,最終是以過度政治化(over-politicized)的解方落幕;而採取這個解方的遺憾之處,即在於前述的科學爭議被排出在公眾討論與政策制定之外。

2009年10月23日,台美協議拍板定案,最終的方案為30月齡以下、特殊風險部位以外均可進口台灣。其中牛眼、頭骨、脊髓、內臟、絞肉、帶骨牛肉等被台灣輿論認為風險較高的部位開放進口,引起廣大反彈。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再三強調不會允許廠商進口牛眼、頭骨、脊髓、內臟等部位,但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正面回應。時任衛生署長楊志良則被批為「狀況外」,無從招架政策本身的攻防。

對於擴大開放進口的政策對策,最終是在各地方政府的層級完成;實際上,以政治的角度而言,確實十分有效。時任台北市長郝龍斌極有默契地立刻推出台北市政府的對策,幾乎是協議公告的隔天,開始宣導拒絕使用美國牛內臟、絞肉與脊髓與自主管理認證機制,並且發予認證。其他縣市首長或有跟進,並且禁止學童營養午餐使用美國牛肉。民進黨籍的幾位縣市首長則是逆向操作,拒絕接受協議,也不會發予認證。

就在這些地方政府層級的對策中,2009年的爭議就此落幕。下表可見,美國去骨牛肉進口除了在當年大幅減少之外,此後繼續逐年增長(2012年應是因為瘦肉精事件影響)。當時爭議核心之一的帶骨牛肉,反而沒有太大成長,幾乎只是前者的零頭。一切船過水無痕。過度政治化的解方,一方面確實讓爭議迅速落幕,但另一方面也讓議題無法延續。我們不禁想像,如果牛齡、殘留風險、感染風險等模糊之處都納入政策規劃,是否能提出超越地方政府宣導的政策?

在台灣,狂牛症的風險是一個被政治經濟過程掩蓋的科學爭議。自從1996年狂牛症疫情在英國爆發以來,圍繞著新型庫賈氏症的研究不斷發展,病牛、變性普利昂蛋白及跨物種感染的風險都有深入的辯論。關於狂牛症是否會導致人類感染新型庫賈氏症,即便是最被廣泛接受的說法,包過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都只能宣稱在過去二十年、兩百餘起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中,有極高可能和狂牛症相關─但是,仍然缺發直接因果關係的證據,這也成為美國貿易代表在談判桌上的重要籌碼。陳順勝醫師在多年前的建議仍然有其參考價值:在缺乏針對狂牛症與國內畜產相關研究的情況下,台灣勢必難以在談判桌上有一番作為。同時,在國內公共議題的辯論中,我們同樣缺乏對當前科學爭議的引介與理解,各方各執一詞,卻也都難以自圓其說。

在2017年回顧2009年美國牛擴大開放的爭議,對當代台灣而言仍然極有參考價值。來自各國進口、甚至是國內農產品也經常有或真或假的食品安全疑雲,美國畜品的瘦肉精、出血性大腸桿菌,越南茶葉的農藥與落葉劑殘留,2014年的再製油品爭議,以及國內各種關於食品添加物的都市傳說(urban legend)。在這些爭議中,台灣對於食品安全的治理、標示與罰則經常遭到詬病,事發之後的解方也通常一如前述各縣市的標示認證,某民意代表帶頭抵制,某縣市首長宣布禁用。這些難以稱之為政策的結局,說明了儘管對於食安問題經驗豐富,台灣仍然缺乏對科學爭議的理解。

註釋

[1] http://www.oie.int/international-standard-setting/terrestrial-code/access-online/#c4952

[2] 但是根據另一造說法,台灣會被列為風險可控制國家係因國內屠宰法規沒有針對特定風險物質之一的肉骨粉進行管理。見: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77734/

[3] Specified risk material (SRM),通常指牛隻之扁桃腺體與迴腸末端,以及特定情況下的牛眼、腦、頭骨、脊椎等部位。

[4] 詳見美韓協議正式文件:https://ustr.gov/archive/assets/Document_Library/Fact_Sheets/2008/asset_upload_file470_14958.pdf 牛齡部分的限制為追加協議,原版中是「技術性」不進口30月以上牛隻。

[5] 「綠擬發動全民抗議」,2009/06/25,聯合晚報

[6] https://www.organicconsumers.org/old_articles/madcow/greger123103a.php

[7]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58766/

[8] 呂建榮 & 陳順勝 (2004)。Prion疾病的觀念演變。臺灣醫學,8(6),885-892。

[9]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b7f57aafde15f54&tid=FC684A1C772115D7

美國牛,吃嘛~吃嗎?

文/練聿修、陳思安

自打美援時代開始,美國牛身上的各個部位,就一直和台灣與美國之間的農業貿易、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緊密扣連。在1960年代進口替代的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是用以生產肥皂的牛油,當時台灣區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與美國牛油脂生產者協會甚至聯手推廣台灣人用肥皂洗手,舉辦了肥皂繪畫比賽、肥皂歌唱比賽。除此之外,美國牛皮也大量進口到台灣,一方面用於台灣各項工業發展,一方面也是替產量不斷增加的美國畜牧業尋找出路。1980年代以後,隨著台灣消費能力成長,美國肉商也開始將各種等級的牛肉銷往台灣;也正是從1980年代開始,一個疑問始終揮之不去:美國牛,安全嗎?

牛肉相關的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有三個最主要的議題:出血性大腸桿菌、瘦肉精與狂牛症。1980年代,牛隻體內中一種名為O157:H7的出血性大腸桿菌開始受到科學家與公眾的關注;牛隻帶原這種菌體是自然現象,但是由於養殖與屠宰技術環節中缺失,導致數次大規模感染食用者的案例[1]。瘦肉精,最常見的是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 ),則是廣泛應用於不同的肉品畜產,降低油脂增加肌肉,其對人體的影響至今仍未有定論。除此之外,就是本系列文章的主軸,俗稱狂牛症的「牛腦海綿狀病變」(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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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牛肉四大爭議(圖片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美牛四大風險-消費者必知自保法則.html)

透過加工飼料傳播的狂牛症也稱為「牛海腦棉種病變」,所謂的「海綿狀腦病」是指一種發生於人類及動物,以侵犯中樞神經系統,出現神經組織空泡化為主的退行性致死性疾病。發生在牛隻身上,經由傳染因子引起牛的一種進行性神經系統的傳染性疾病,這種病症多發生在4歲左右的成年牛身上,潛伏期長達4~6年。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許多有關美牛是否該進口的論述中,其把關機制多會強調進口牛隻皆是30月齡以下,而其主要病徵是牛腦發生海棉狀病變,並伴隨大腦功能退化,除此之外,染病的牛隻還會出現神經錯亂、運動失調、痴呆和死亡等症狀。這種疾病據信是由於「朊毒體」或稱「普里昂蛋白質」(Prion) 變性蛋白質所引起,並且可以通過餵食含有疾病的動物骨粉在牛隻間進行傳播,而人類則極有可能由食用病牛的肉而感染類似狂牛症的「亞急性海綿狀腦病變」,或稱「庫賈氏症」(Creutzfeldt-Jakkob Disease;CJD)等相關病症,最早在1996年3月20日,英國政府承認英國確有出現狂牛症病例,且證實和人類「海棉狀腦症」可能相關,這也造成歐、亞、非三洲眾多國家的恐慌和反彈,只是直到現在,就現階段的科學知識,也只能證實這樣的變性蛋白質傳染病,可以在動物之間進行傳播,或者是人類對人類的傳播上,事實上,目前沒有科學證據顯示,狂牛病可傳染給人類而發生新類型庫賈氏病。

以上科學中仍未有定論的健康風險,隨著兩次重大轉折─2003年美國爆發狂牛病疫情,以及2012年美國牛開放進口─傳入台灣,從而形成一系列新的健康風險論述。早在1970、80年代,國內就有零星的相關新聞報導指出美國牛肉安全上的隱憂,並且建言台灣政府應予以重視。1996年,狂牛症首先在英國被證實,當時的美國牛在兩相對比下被視為較安全的選擇。到了2003年,美國爆發狂牛症疫情,成為疫區,台灣暫停美國牛進口,美國牛在台的聲勢也急墜直下。此後一直到2006年間,儘管國際規範得以禁止進口七年,但是在相關遊說勢力影響下,台灣對於美國牛進口管制仍然時禁時開[2]

2009年,美國牛再次大規模叩關,引發廣大憂慮,美國牛的食品安全和品質甚至被部分台灣消費者質疑為「牛糞」[3]。同年紀錄片《美味代價》(Food, Inc)出版,接露美國農牧業大規模集約生產對食品安全與品質的漠視,引起廣大迴響。2012年,美國牛肉生產達到新的高峰[4],台灣因此重新回到美國農牧政商集合體的利益雷達之上。時任馬英九政府提出「三管五卡、牛豬分離」等政策處理相關健康風險,規範美國牛進口[5];在野的民進黨則佔領立法院試圖杯葛議程,阻止美國牛肉進口。2017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處公布最新的「各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中,台灣針對美國牛豬的進口障礙再次被美方重視;相較於2012年,兩大政黨在政權輪替之後立場丕變,部分國民黨立委甚至認為,開放美國牛豬進口將引起新一波的大規模抗爭[6]

在美國牛進口台灣的爭議中,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發生了兩個層面的政治化:台美之間的農業貿易,以及台灣國內的政黨政治與蓄農保護。因此在本系列的文章中,我們將聚焦在美國牛進口台灣的過程中,狂牛症相關的國際規範、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如何鑲嵌在台美之間的農業貿易與外交關係上。在接下來的篇章中,第二篇我們將聚焦在動物與疾病科學論述中的狂牛症爭議,探究不同科學社群如何呈現並定義狂牛症的相關風險,從而訂定相對應的管制規範。在第三篇,我們將試圖呈現台灣社會如何在台美農業貿易、國內政黨政治與畜農保護的政治化脈絡下,轉譯、擷取、接收並衍伸前述的食品安全與健康爭議。

註釋

[1] 關於O157感染的原因,無論是飼料或屠宰環節,目前仍未有定論:http://pansci.asia/archives/3618

[2] 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規定,列為疫區將得以禁止牛、羊進口七年。http://www.oie.int/international-standard-setting/terrestrial-code/access-online/#c4952

[3]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46831

[4] 根據2009年商業週刊之報導為一千三百萬噸。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6368

[5]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4417#.WLz52PI9tFI

[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4/5/n9004150.htm

都市養蜂-甜蜜的負荷

文/郭育安、周致廷

繼『系列文章(一):都市養蜂-蜂湧而起』道出了都市養蜂的優勢,接下來本篇文章將爬梳原來也可以「很自然」的都市,在追尋蜜蜂增量、自己的蜂蜜自己產,以及城市綠化的目標之下,是誰在城市養蜂?城市養蜂又面臨著甚麼樣的難題與限制?與鄉村傳統蜂蜜產業又有何區別?

誰在城市養蜂?

蜜蜂養殖、生產蜂蜜,在我們的印象中總是在荒郊野外、山林靜僻之處,養蜂人緊包防護衣圍著一格格的蜂箱,與蜜蜂一同辛勤工作。然而,現在有一些人特別選擇在都市裡養蜂,這樣的想法逐漸打破了我們對都市或鄉村單一機能的刻板印象。

現今台灣有幾群人成立了計畫、社群專頁,甚至政府的政策,也正默默推廣都市養蜂的活動。在『系列文章(一)』講了那麼多在都市養蜂的契機與優勢,那在這些養蜂的人到底是誰呢?都市養蜂對於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

其中,由台灣大學昆蟲所三位研究生主導的「城市養蜂是Bee要的」團隊,主要活動為三部曲的計畫,城市花園、獨居蜂旅館和都市養蜂。在粉絲專頁可看到,它們的目標並不是要每一戶人家從事養蜂,而是推廣城市綠化,「讓一般民眾能對城市養蜂,甚至是都市農業的基本知識有初步的暸解」、「拉近自然與城市的距離,建立友善蜜蜂的生活環境」等,並利用網路傳媒與舉辦多場座談,致力宣傳團隊理念。

該團隊的養蜂地點在分別在大安區與新店區建立實驗花園。在官方網頁可得知選址的原因:大安區,台北市主要的文教區,有著台北市最大的都會型公園──大安森林公園,有豐富的花卉植物提供蜜蜂食物,也有設計生態池供蜜蜂取水;新店區,位處新北市的邊陲地帶,新店溪的中下游緩緩流經此地,週邊沒有過多的工業或商業區。因此,此團隊將兩址作為評估台灣城市養蜂的可行性起點。

其他台灣都市養蜂的團隊,如台北市信義區的W飯店與心路基金會、宜蘭大學合作,推動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為台灣第一個結合社會企業且在大樓頂樓養蜂的業者(梁瓈月,2015;陳姿吟,2015)。另外,還有以食安為號召,由台中半導體工程師和蜂農二代合作的「年輕人!養蜂吧!」團隊(潘子祈,2016)。然而,可以發現此三個都市養蜂的團隊,領導者皆是由高知識分子或有產階級。

在都市養蜂的人

人和蜜蜂的關係是很微妙的,想要養一群健康的蜜蜂與品質好的蜜,蜂箱整理與觀察的基本功當然不可少,我們姑且將養蜂的因素分成三層:蜂(動物)、蜂箱(技術)與環境(都市/鄉村)

開箱:養蜂的日常實作

既有的蜂農多在鄉村,都市區域變成蜜蜂的空城,「沒有牠們為植物傳遞花粉,也為都市生態帶來威脅」(劉致昕,2015),因此,都市蜜蜂的來源多是跟蜂農買或收野蜂。

若將蜜蜂的生存作為主要關懷,在城市裡遇到的首要困境便是食物是否足夠,於是掂量蜂箱附近蜜源植物的多寡,來確保食物來源是養蜂人職責之一。其次的困境是都市內可養蜂的空間零碎且狹小,小而完善的新型的蜂箱設計便成為一個權宜之計(翁若婷,2016),可看出同時養蜂技術也因應著環境需求改變而調整與創新關於蜜蜂與蜂箱。

在實作上,如何讓蜂群穩定也是很重要的,都市養蜂人大概兩三個禮拜才會去觀察蜂箱兩三次,過度的觀察對蜜蜂生活的一種干擾。養蜂人少有直接的技術來控制蜜蜂的活動,只能透過長期的日常實作中,熟悉蜂群躁動的頻率與狀況,而對於蜂群來說,頂多就是熟悉你的氣味,會不會螫人、會不會躁動,還是取決於該養蜂人的經驗與技巧,較能控制的並非是蜜蜂本身,而是蜂箱與環境。花朵盛開的蜜溢期,也是蜜蜂高頻率採蜜的季節,此時需注意蜂箱裡的蜂巢是否過度成長,也需注意虎頭蜂有沒有在一旁盤旋捕捉蜜蜂等等細節。

日愣咖啡館的老闆提了幾個養蜂的經驗,平常蜜蜂晚上是會待在巢裡睡覺,但有一天晚上老闆看了看蜂箱嚇到,巢口有三四隻蜜蜂擠在門口,這是不太對勁的情況,後來老闆發現牠們可能是在守蟑螂,防止蟑螂鑽進巢內偷吃蜜。老闆覺得這些蜜蜂不單純只是在外面溜達,是因為發現入侵者而有採取的行動,那蜜蜂們是怎麼意識到入侵者,且是哪一隻蜜蜂要出來守?怎麼排班?蜜蜂累了要換哪一隻出來守?那要怎麼溝通這些事情?為什麼牠們知道要守?有人派牠們嗎?「這些生命很驚人,且很有智慧。」暫且沒有答案,但若用這些角度來思考會很有意思,一隻蜜蜂無法獨立生存,而一窩蜂就像一個生命體。

養蜂人的都市難題

除了養蜂人的經驗之外,還須配合養蜂的環境。都市養蜂的優勢,如農藥干擾較少、冬季氣溫較溫暖、植物多樣性高、符合現今都市綠化的想像等,加上知識份子或有產階級的引領,那麼養蜂計畫應該很順利才對?不不,慢者,我們藉由訪談「城市養蜂是Bee要的」(後簡稱Bee團隊)成員張又文,得知其實有許多難題尚須面對,包括要不斷地與民眾溝通、都市環境本身的限制,以及蜂農的生計。

1.萬事俱備,只欠「懂蜂」

許多人一聽到在城市養蜂,第一念頭也許會持質疑的態度「城市出產的東西能吃嗎?」、「蜜蜂不是會螫人嗎!會不會很危險?」。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先回到蜜蜂的習性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民眾的刻板印象1:空氣汙染沒關係嗎?

首先,蜜蜂本身有自潔能力,和貓一樣習慣清理身體,如果蜂群夠健康,其實蜂巢是非常乾淨的。蜂膠(bee propolis),是蜜蜂用來修補蜂巢或當作備份糧食的膠狀物,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抗菌成分。可以想像一下,蜜蜂作為一種群居生物,蜂箱裏頭溫度常常是比外界來得高的,照理來說是適合真菌生長的環境,但這些蜂膠分泌物抑制了這些真菌生長。為何蜜蜂不容易得病?因為蜂膠在蜂巢周圍形成一個很好的防護罩。

再者,又文也表示,目前而言並沒有研究顯示pm2.5的空氣汙染對蜜蜂有影響。由此可見,蜜蜂對於空氣汙染比較不敏感,排除了都市中一個大宗汙染源的問題。

民眾的刻板印象2:蜜蜂不是會螫人的危險昆蟲嗎?

是的,不知從何開始蜜蜂總是給民眾會盯人的可怕想像,因此也成為都市養蜂的阻力之一。昆蟲所畢業的又文表示,台大校園之前滿多東方蜂(野蜂)的巢居,分別在圖書館、應力所與心理系等三個點附近,但有些巢後來被拆掉了,原因是固定會有人去投訴,包括有些校內老師還是會覺得蜂巢很危險。

其實,若不冒犯到牠們,牠們也不會來盯擾人類。對於改善一般市民對蜜蜂的恐懼,又文的團隊希望台大可以先做到這件事情,於是為這些蜂巢建立遮蔽物,若真的離學生活動區域太近,便把蜂巢移駕他處,蜂安全、人也安全。然而,還是得不斷地跟大眾溝通說蜜蜂沒有那麼可怕,且每個人的生物接受度也不一樣。

除了與民眾溝通,溼度高、常下雨的北部,降低蜜蜂出箱採蜜的意願,加上都市環境能否為創造足夠的蜜源食物,皆再再加高都市養蜂的門檻。

都市環境的限制

台北容易下雨,蜜蜂下雨不出去,管理成本變高,所以通常會到中南部養…非常多,如南投的蜜蜂每天都會出去,除非下雨,溫度太高或太低也不會出去。

又文表示,潮濕多雨的台北,只要外頭的濕度過高,西方蜂就不會出蜂箱去採蜜,此時須仰賴養蜂人密集地餵食糖水。下雨的時候,蜜蜂會比較躁動,濕度太重也容易滋養真菌,會影響蜂群的健康,因此,養蜂的管理成本相對於南部便高了許多。

另外,又文提及,都市養蜂的先決條件是有穩定的食物來源,蜜蜂群的活動範圍約莫半徑十公里,必須在此距離內有足夠蜜源植物,所以養蜂之前,還得要有綠手指。但就蜜蜂(西方蜂)的習性而言,除非特殊情況,牠們通常不會去拜訪單株、單盆的花朵,一次只能拜訪某種特定記憶的花,因此最適宜的蜜源植物型態即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單一蜜源植物叢集。在歐美國家,或許有私人庭院可以配合蜜蜂的需求,但在台灣人口稠密、住商混合的都市紋理中,個人擁有的空間較小,若要當一個養蜂人,只有提供家居範圍的環境是不夠的,而自行在都市種一片蜜源植物不是那麼容易,也因而難定期採收一定分量的蜂蜜。

 甜蜜的負荷:無法量產的蜜

「每年可能有都固定的產量,以目前產量不算不穩定,也無法養到很多隻,因為在鄉村有養蜂場的蜂農,他們養的是上百箱的,都市哪裡可以找上百箱的蜂場,太難了…」,又文緩緩的說。

 北部都市v.s中南部鄉村

台灣傳統的蜜蜂產業,通常在鄉村裡,有足夠的空間設立養蜂場與大量的蜂箱,許多蜂農為了生產蜂蜜甚至要載著蜂箱,依蜜源樹種開花季的南北跑,尤其荔枝樹、龍眼樹多生長在台灣中南部,且一定要蜜蜂授粉才會結果,「所以通常會到中南部養,非常多,像南投的蜜蜂每天都會出去」。相對的,環境條件與之相差甚大的北部城市,下雨、濕度高、溫度太高或太低蜜蜂也不會出去,便窩著消耗裡面的食物,因此增加蜂箱管理的成本。而牠們為什麼要存蜜,就是為了食物不夠的時候用這些食物,都市養蜂人因此不容易維持穩定的蜂蜜產量,每年的蜜量都是起起伏伏。

撇除潮濕多雨的氣候因素,城內空間有限、綠地零碎,不易發展成一個大規模的產業,而若將蜂箱放置在家中的陽台或大廈頂樓,也常會因大樓切風、高度太高不易採蜜,降低蜜蜂的生存率。再者,除了生物特性、物理環境、養蜂人的技術和經驗等條件之外,還包括社會成本,如不斷地與民眾和政府溝通,一來化解民眾對蜜蜂的恐懼,二來爭取政府的經費補助等。若缺乏市民與政府的理解與支持,都市養蜂也會變成「萬事俱備,只欠『懂蜂』」。

 實作經驗v.s科學知識

承上,不穩定的蜜量也意味著蜂農不穩定的收入。又文表示,若論將蜂蜜量產與養蜂技巧,一定比不上鄉村蜂農多年來的經驗積累。

養蜂就是滿吃經驗的,其實經驗也有分兩種,一種是依照過去經驗來做判斷,另一種是科學化的數據,用數據的分析來怎麼樣把你的蜂群管理更好。我覺得現在比較年輕一代的蜂農,或是像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把這些東西變得更科學化,然後用數據告訴我們怎麼樣可以把蜂養得更好,我覺得這是應該傳統蜂農沒辦法做到的,然後都市養蜂人有這樣的觀念可以去做這些事情。但我們沒辦法做到想傳統蜂農這樣的事情是,他們在我們說比較不科學的地方,他們還是可以養的很好。…他們有一個「know how」,我們現在沒辦法把它科學化。

由此可見,都市與鄉村養蜂人的背景其實不太一樣、操作蜂箱、管理蜂群的方式也有所差異,發展型態與經營理念自然也有所不同。又文表示,Bee團隊重點並不是在於量產蜂蜜,除了避免「擋人財路」,同時也是與鄉村蜂農的定位做區隔,他們出生於昆蟲系,養的蜂群、設計的蜂箱主要用於偏學術的實驗研究、關注於城市的生態功能,以及擅用媒體推廣生態教育等,接下來的Blog3將簡介該團隊的三部曲計畫:城市花園、獨居蜂旅館、城市養蜂,以及是在甚麼樣的大環境變遷之下、台灣遇到了甚麼樣的農藥困境,促使都市養蜂的發展。

都市養蜂-蜂湧而起

文/郭育安、周致廷

聽到「都市養蜂」,對於一般沒有接觸這個議題的人,腦中第一個蹦出的想法大概會是:「什麼!蜜蜂不是會螫人嗎!為何要在都市裡養蜂!?」然後內心上演著一段由數個驚嘆號與各種網路問號圖所譜成的小劇場。於是,這樣的疑惑自然也成為此部落格系列文章的起始點。不過,「為何要在都市裡養蜂?」這個問題雖然僅有短短九個字(好啦,其實也不短…),但卻是一個需要被細細討論的問題。

參與「都市養蜂」的人幾乎都有其獨特的社會經濟背景,也促使了他們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都市養蜂」這件事情,如何開頭、該如何養蜂、要跟那些團體交流以及如何達到自己的目的等等,「都市養蜂」不僅僅是養蜂,而是不同團體之間的社會關係與對養蜂生態的不同想像。因此,接下來的部落格,我們會先整理關於都市養蜂的概況,並分別在第二篇與第三篇嘗試藉由訪談「城市養蜂是bee要的」團隊以及日楞咖啡廳,呈現出他們如何去接觸、如何執行,以及如何思考「在都市裡養蜂」這件事情,藉以帶出都市養蜂的政治經濟面向。

最終,我們希望透過「都市養蜂」這樣的議題延伸出關於都市形象,與都市-自然的討論。都市的形象從本來的水泥叢林轉換成具有生態功能的面貌,在都市裡養蜂常常會引人側目,以及對於蜜蜂是否會螫人的疑慮,許多人紛紛感到擔心,而城市裡應該有什麼?不應該有什麼?這關係到人們對都市組成與都市功能的想像。

嗡嗡嗡,大家一起來做工

一般我們想到蜂蜜,就會想到在鄉間裡滿滿的蜂箱,或甚至還宛若特技一般把蜜蜂「穿」在身上的養蜂人表演。的確,在台灣各處的郊區與鄉村都有傳統養蜂產業在運作,包括定地或是遷移的型態,蜂農繼承了長輩的衣缽,辛勤戮力地經營著家族企業,如客錸、蜂本舖、李景庭養蜂場等。也有以產銷班合作的方式在推廣蜂蜜產業的店家,如養蜂人家。這些傳統蜂農有著較大的腹地培植蜜蜂,蜂箱數量驚人,配合著從小跟著長輩學習而來的管理技術,使蜂蜜常年有穩定的產量。生產的蜂蜜與副產品往往是蜂農的主打,強調蜂蜜的品質遂成為各個養蜂人家的賣點,還能結合綠地觀光與導覽,建立一個具有規模的產業。

都市「人來蜂」:台灣都市養蜂熱潮如何興起?

相較於蜂農,近十年來養蜂業發展出另一條新路線,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養蜂熱潮,包括英國倫敦、德國柏林、美國西雅圖、加拿大溫哥華、澳洲坎培拉、日本銀座、韓國首爾,以及台灣台北。在倫敦,有數百名養蜂者投入養蜂活動,對都市的食物生產有著正向影響,甚至過多新手的參與使得倫敦的養蜂活動過於飽和而產生競爭的情況(MacIvor,2016)。

那麼,是甚麼全球大尺度的因素引起世界一級都市的養蜂熱潮?為何選擇在都市養蜂而不是鄉村?然而,此熱潮如何又在台灣脈絡之下成立都市養蜂的動機與條件?本文章藉由文獻、新聞、相關網頁資料蒐集與初步訪談,我們歸納出引領都市養蜂熱潮的兩點可能因素,以及整理出選擇都市養蜂的四點優勢。

1. 消失的蜜蜂

近期的全球農業超過三分之一仰賴蜜蜂的授粉,許多農作物必須仰賴授粉昆蟲才能結果,其中蜜蜂扮演重要的授粉者角色。但蜜蜂的數量在近年卻大幅的降低,已有研究稱之為「蜂群衰竭失調(colony collapse disorder)」(Kosek,2011)。此現象不僅嚴重地衝擊養蜂事業,也對依賴蜜蜂授粉的農作物生產,及野生植物的永續發展產生嚴重地威脅(王重雄等,2009;Wojcik & McBride,2012)。到底蜜蜂為什麼會大量消失?與興起的都市養蜂有甚麼關聯?植物與授粉者的相互關係又是如何反應全球氣候、土地利用,以及地方生物相的變遷?

許多學者認為蜂群衰竭失調也許並非由單一因子所引發,不同地區所發生的蜜蜂失蹤事件,原因可能也不全然相同。過去的檔案與文獻資料多數指出全球蜜蜂消失的原因可能是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尚有其他說法包括環境化學毒素、蜂王呈現遺傳瓶頸、致病病原體、農藥普遍應用的影響使得野生蜜蜂數量減少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7;王重雄等,2009;陳姵如、楊恩誠,2013)。直至今日,仍未找到有力的證據能顯示造成蜜蜂大失蹤的主要原因(陳姵如、楊恩誠,2013)。

2.食安問題與自主養蜂

蜜蜂在全球尺度上的大規模消失,不僅引起了許多環境專家的恐慌,也促使許多關心此現象的行動者,在農藥干擾鄉村之外推出都市養蜂的計畫,台灣也不例外。台灣都市養蜂的青年團隊-「年輕人!養蜂吧!」由台中的陳玄倫、洪浩傑與林樁淞三人成立,除了透過社群網路外進行宣傳與交流外,他們也會到幼兒園與國小推廣都市養蜂,希望藉此來宣傳保育和環境的重要性,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其中,陳玄倫提到當初一頭栽進養蜂的契機只是想找尋「純正蜂蜜」而進入養蜂產業(蘋果日報,2016/03/01)。

台灣蜂蜜主要的產季為每年4月左右,僅有1個月的期間,產量非常容易受到氣候影響、每年變化極大。近年蜜蜂因農藥折損、產量不足,但是面對市場上龐大的需求,市面上不免充斥著許多假蜜,常見的包括「完全使用高果糖糖漿調製」、「真蜂蜜摻入高果糖糖漿」、「蜜蜂食用糖水產出的蜂蜜」、「產地、蜜源造假」等四類,其中,消費者可簡單辨識出的卻只有第一類(黃齡誼,食力2017/03/15)。因此,使有些民眾開始進行都市養蜂、自產蜂蜜的計畫(潘子祈,2016),部分住在城市的年輕人或退休人士,便開始學習如何養蜂,即「自己的蜂蜜自己產」,希望能產出讓自己安心食用的蜂蜜。

以上,原本多在鄉村養殖的蜜蜂,農藥是大量消失的原因之一,許多國家意識到這是個全球性的危機,便在農藥干擾較少的都市推行養蜂理念。台灣除了這個原因,近年來蜂蜜品質的把關令人擔憂,些許都市人因此萌生自產蜂蜜的想法,但自身的住處離鄉村有一段距離,便開始從事都市養蜂。因此,全球蜜蜂大量消失與蜂蜜的食品安全,是台灣興起都市養蜂的主要兩點因素。

都市養蜂的優勢

了解都市養蜂的起因之後,要解決蜜蜂大量缺少以及假蜜問題可能有百百種方法,為何要在「不自然」的都市裡養蜂?以及又如何養呢?這就必須要談到蜜蜂在都市裡的生存環境。

1.迷航的鄉村蜂

社企流的劉致昕(2015)在文中點出了柏林蜂農Johannes Weber的養蜂動機,除了產蜜的經濟誘因之外,Weber看到1990年代後蜜蜂數量快速下降的危機。目前人類食物種類中的三分之一都是開花植物,而開花植物中的七成靠蜜蜂授粉,包括全歐洲四分之三的蔬果亦如是。那麼,「蜂群衰竭失調」現象便可能是人類的糧食危機開端(陳姵如、楊恩誠,2013;劉致昕,2015)。

這個危機很大程度起源於田野蜜蜂受到農藥的侵害所致,包括單一物種大規模農業、殺蟲劑使用、瓦蟎的威脅等因素,Weber也表示農藥會影響蜜蜂感官的化學物質,導致迷航與免疫力下降,因此農村漸漸不適合蜜蜂生存。眼看蜜蜂的未來岌岌可危,農藥較少的都市,便成為現下培育蜂群的權宜之計。關於農藥與蜜蜂的關係,在『系列文章(二):都市養蜂-甜蜜的負荷』有更詳細的介紹。

2.溫暖的都市

再者,蜜蜂是一種需要過冬的生物,太過寒冷的天氣牠們不僅停止嗡嗡嗡地出門採蜜,反而會宅在家仰賴蜂農餵食糖水,窩在蜂巢裡頭更是不會排泄,無法處理身體裡頭的廢棄物。因此,一宅就會宅出病來。都市的熱島效應使得環境相對來說比較溫暖,在冬季期間更利於蜜蜂生存。

3.偶然的植物多樣性

蜜蜂在都市除了能避寒、避開農藥之外,許多蜂農表示,其實都市的蜜蜂產量更高,因為城市中以不同家戶或人工種植的植物,相較單一農作物為主的鄉村更具多樣性,且平均蜂巢生產量還高許多,蜜蜂能採集花粉的時間也更平均(大紀元,2006;劉致昕,2015),因此,Weber認為都市具有養蜂良好的發展潛力。雖然如此,只有提供家居範圍的環境是不夠的,養蜂必須在距離蜂箱十公里內有足夠食物,因此在台灣人口稠密且住商混合的都市中,蜜源植物的設站點就會跟民眾溝通與城市規劃密切相關。

4.都市綠化想像與實踐

此外,現代都市為改善城內的環境,如降溫、改善空氣品質等,都市生態服務的需求日漸增高,特別是都市與都市外圍需要授粉的作物(Wojcik & McBride,2012),因此,如何增加城內的綠色空間與設施,常列入城市規劃的考量之一。除了具有規模的都市綠化工程的公領域,也有民眾在私領域從事都市農園以種菜自娛。都市農園本身也需要有授粉的角色,於是也有人會選擇在自己的農園附近養一箱蜜蜂幫助作物生長。因此,作為授粉昆蟲的蜜蜂,正扮演促進都市綠化的重要角色。

除了民間自發之外,在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田園城市」計畫之中,也和教育部合作委託12個社區大學開辦都市農耕課程,其中松山社區大學就開了「城市養蜂課」(曹登華,2017)。由此可見,民間與政府皆漸漸發覺都市養蜂業的前景,除了具備生態功能與商業機會、食安危機下促發的「自己的蜂蜜自己產」,還與現今都市綠化的政策搭上同一陣線,某程度也實踐了都市人「渴求接近大自然」的想像。

綜上所言,就蜜蜂的生存環境而言,相較於鄉村,都市的農藥較少、植物多樣性高、環境溫度較高,且新興蜂農多為城市人因此距離較近,是都市養蜂的優勢條件。但我們要說的是,都市養蜂的現象並非獨立存在,而是在全球蜜蜂大量消失的恐慌、鄉村農藥對蜜蜂生存的不友善、蜂蜜食安問題,以及符應於專家政府提倡田園/生態城市等新想像的脈絡之下,都市養蜂的優勢條件才得以被看見、甚至創造,進而被實踐。

沒想到都市也有優勢能為蜜蜂提供生長環境,原來都市也可以「很自然」?但真的有這麼好康的事嗎?套一句臺語的俗話說「有一好,沒兩好」,在追尋蜜蜂增量、自己的蜂蜜自己產,以及城市綠化的抱負而進行都市養蜂的同時,也須了解其會面臨甚麼樣的限制與難題?而誰可以在城市養蜂?與鄉村傳統蜂蜜產業又有何區別?在『系列文章(二):都市養蜂-甜蜜的負荷』中將更詳細的介紹。